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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湘人才辈出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9-09-30        浏览次数: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

  对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原因, 许多专家学者早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成绩斐然。“近代湖湘文化”也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然而, 根据笔者对收集的相关资料的梳理,觉得人们对近代湖湘人才崛起的一个基本条件和最直接的因素——晚清长沙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还鲜为人知,专门的研究似尚付阙如。本文就此作一探索,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专家的关注。

  在湖南历史上,虽也出现过诸如蔡伦、周敦颐、李东阳、王夫之等著名人物,和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南宋湖湘学派,但19世纪以前,在三湘四水上土生土长并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人才群体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当然是经济不发达。但这未免有些笼统。依我之见,近代以前湖南人才之所以凋零,其直接的原因是教育不发达。我们只要对南宋以降至18世纪人才发达的省份与人才蛰伏的湖南在当时全国教育中的地位作一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

  南宋全国进士最多的是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人才最多的也是浙闽赣地区。时湖南进士(取荆湖南路的近似值)占全国的2.1 %, 人才也仅占全国的1.99 %,二者几乎相等。元代用人采取种族歧视政策,可当别论。明初,全国进士最密集的地区是江西及其吉安府,明前期的人才也以江西尤其是吉安府为最盛。明中叶至清中叶全国的科举重心始终在江浙地区,此三百年间人才一元中心也长期停留在长江三角洲。据统计,明洪武至清乾隆末,湖南进士只有710 人,仅占全国的 1.8%。这阶段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各卷的湘人只有李东阳、何孟春、杨嗣昌、王夫之、髡残、舍起灵等6人,仅占全国的1.0%,与进士的比例也比较接近。总之 ,南宋至18世纪,举凡有全国影响的人才群体(农民起义领袖除外) ,无一不产生在科举发达地区;而科举消沉的地区几乎找不到一个庞大的人才团。因此,窃以为,教育(科举) 不发达是古代湖南没有出现大的人才群体的最直接的原因。

  据笔者综合统计,近代400名人才,湖南籍的有34人,占8.5%,仅次于江苏、浙江、广东,居各省第4位。这仅从量上而言。如果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影响而论,湖南人才的作用与地位可与江浙、岭南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据本人初步考察,近代这一多元人才中心的格局,是晚清各省多元科举重心的产生造成的。可以说,清后期湖南进士的猛增,特别是长沙府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是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前提。

  资料来源: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今未发表的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由表1可知,清代湖南进士总数居全国第14位。若从历朝进士在全国的名次看,的确给人以清代湖南科举发展“不明显”的直觉。但这仅是表象。我们如果从前后期进士绝对值或各朝每科平均录取人数,特别是各朝进士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分析,就可以断定,清后期湖南进士的大幅度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近代长沙全国科举重镇形成的前提,也是近代湖湘文化辉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研究表明,明清全国人才的空间分布,不仅取决于各省进士的绝对值,还取决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如果一省进士总数较多,但分布较均匀,没有形成相对的科举中心,该省人才中心就不可能出现,人才总数就不会很多。如清代的山东省。反之,如果某省进士总数不多,但只要集中在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就有可能人才辈出,乃至形成全国性的人才中心。如近代岭南人才异军突起,就与晚清广州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有关。近代湘省的情形就属于后一种。

  所谓近代湖湘学风炽热,人才辈出,其实,说到底主要是长沙府的学风炽热,人才辈出。如湖南近代34位重要人物,有23位出生在长沙府,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强。又据陶用舒教授的统计,近代湖南拥有人才最多的7个县全部是长沙府的县(内善化与长沙合并) 。由此可见,长沙府在近代湖湘人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非长沙籍的人才,如魏源、严如煜、李元度、蔡鄂等都是长沙各省级书院(清季湖南及长沙的省级书院数量居全国第二)的高材生。可以这么说,近代湖湘人才基本上是由长沙或长沙的书院走向历史舞台的。因此,我们只要对近代长沙府人文蔚起的原因,特别是其科举实绩进行典型分析,近代湖湘人才群体形成之谜也就不难解开了。

  清代,湖南虽然不是科举发达的省份,但其715名进士隶籍长沙府的就有412名,占全省的57.6%,且长沙府的进士大多 中式 在后期。越到近世,它在全省全国的地位越显赫。嘉庆前后,长沙府的科甲已跨入发达的行列。此后扶摇直上,举世瞩目。如咸丰至光绪,长沙府的进士计179人,位居全国第三;长沙城(长沙、善化)的进士99人,排名全国第五,这在湖南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如果说进士人数受区域限额的影响,仅代表科举的数量,那么,由完全自由竞争获得的巍科人物(会元、状元、榜眼、探花、传胪) 便标志着科举的质量。清代湖南共有巍科人物20人,全部出现在嘉庆朝及以后,其中长沙府的有15人。尤其是咸丰同治光绪朝,长沙府培育了12名巍科人物,遥居全国各府榜首。其中,属长沙城的有4人,亦排名全国第三。因此,无论是进士还是巍科人物,不管是长沙府抑或是长沙城,晚清长沙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举重镇。这里要强调的是,明清全国进士与巍科人物双双领先的地区,等于具备了人才辈出的“双保险”,凡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必然会成为全国的文化、人才重镇!再从人才的“出身”考察,近代长沙一流的人才基本上是科举出身。收入《清代名人传略》 [(美)A·W·恒慕义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组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 的21位活跃在19世纪的湖南籍人物(其中长沙府13人) ,无一不是科举出身。又据分析,明代至清前期,湖南境内人才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也大体吻合。如明代人才最多的4个县(常德、衡阳、华容、岳阳)正好是进士最多的4个县。其中,常德的进士最多,得人也最盛。如楚中王学的代表人物蒋信、冀元亨都是常德人。清前期(鸦片战争前)进士领先的13个县,有12个进入人才最多的13个县(其中善化与长沙合并) , 如湘潭进士第一,人才也为湘省之冠。

  综上所述,无论是明清全国性人才中心形成的规律,还是湖南人才时空分布的特征,以及晚清湖南人才的“出身”,都说明清季长沙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理所当然可视为近代以长沙为核心的湖南人才勃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事实上,时人郭嵩焘、杨昌济的湘省“文运大昌”自“两湖分闱”始,及曾国藩从道光年间湖南科举的“极盛”,所预见的“将来省运必大盛”等观点,表达的也都是相似的意思。

  遗憾的是,上述史料不仅没有引起近代湖湘文化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大概只有彭大成先生对“两湖分闱”有专题研究 ,并对此有很高评价) ,而且,不少学者对科举还颇有微词,甚至断言“晚清湘人对科举功能作用的普遍拒斥”,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揣度19世纪儒生的心态。事实恰恰相反,晚清湖南是对科举最情有独钟的省份之一,岳麓书院的基本任务就包括向上输送更多、更好的考生。张仲礼先生的研究表明,19世纪湖南绅士中的“新进者”(主要指祖、父辈无功名者) 的比例全国最高。换言之,当时参与科举的社会阶层湖南最广。太平天国前湖南是捐监人数较多的省份之一,太平天国后湖南又是增加“学额”最多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全国生员总数增幅较大的省份之一。因此,说晚清湖南对科举的普遍排斥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我们不能因为几位要人如曾、左等曾讥讽科举而推及19世纪整个湖南知识阶层。况且,即使曾、左个人来讲,他们对科举也不是一贯蔑视的。君不见,左宗棠晚年还以不是“两榜”出身为念;曾国藩且因自己是三甲同进士出身( 进士中的最低一等)而遗憾终身。他曾取“甲科鼎盛”四字,为子侄辈起名排行,可以反映出他的内心深处对“甲科鼎盛”的向往。

  所以,晚清湖南士子对科举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的史实,不仅不能轻易否定或忽视,而且,它是今人探索近代湖湘文化何以大放异彩的重要线索,应花力气挖掘。

  近代湖湘文化灿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让我们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比较,以寻找近代湖湘人文郁起的最直接的因素。

  明清时期湖南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至康熙朝 ,已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长沙道成为全国的四大米市之一。特别是鸦片战争前的近百年间,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加上清中叶后政府大举开发长江中游,使广州越五岭经湘江过洞庭湖向内地辐射的交通线空前发达,湘江成为当时国内最繁忙的航线之一。紧傍湘江的湘潭就是广州至汉口之间的最大的中转港和外贸物资集散地。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长足发展,这是近代湖湘文化向前推进的基础。但是,就横向比较,19世纪湘省的经济水平在国内仍属中偏下水平。如作为经济中心的湘潭还远不如九省通衢的汉口。湖南人做生意的本能甚至还不及东邻的江西人,更不能与东南沿海诸省相提并论。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期间,湖南的近代工业几无建树,这更加拉大了湖南与沿海沿江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所以说,经济发展不是近代湖南人才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

  行家认为,湘军的出现是近代湖南人才臻于极盛的契机;把湖湘文化推向高峰的是曾国藩。诚然,湘军十年血战的果实,换来了数以万计的湘籍官吏或军功人员,旋即又转化成各级地主。这等于在瞬间徒增了可观的荫生及更多的有经济实力供子女读书的家庭;大量的湘籍官僚宦游四方,开阔了湘人的知识视野,从而为湖湘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后劲。但是,正如陶用舒先生强调的,在湘军以前,近代湖南的第一代人才群体已经产生。笔者也曾统计过,道光时期湖南是全国出思想家最多的省。若从文化史和学者的角度衡量,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湖南地主阶级经世派的才能学识和影响,恐不逊于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且陶澍集团直接培育、扶植了曾国藩梯队(此后三代人才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他们密切) 。其次,根据科举时代区域文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地区的人文一旦起动,只要他藉以存在的文教基础——科举实绩不衰退,这个地区的人才就会长盛不衰。故我们认为,没有“洪杨之难”,不是湘军的发迹,湖湘这朵近代文化奇葩也会盛开。再次,严格地说,湘军的成功是人才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为什么咸同兵燹给原文化昌盛的江浙等省带来的是灾难,而唯独降临在湖湘大地的是福音?这本身就说明19世纪中叶湖南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期,有奋发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从政欲望。事实上,湘军的中坚人物是一批年富力强、大多是中小地主出身并有科举功名、自己在仕途或地方文教方面初露锋芒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太平天国运动恰好为这丛行将出鞘的治世之剑提供了用武之地。就此而论,湘军的成功,加速了湖南人出人头地的步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湘省的人才类型基本上锁定在军政一途,但不是近代湘人比肩鹊起的最直接的因素。

  湖南三面环山,只有北部隔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与文化平平的湖北相连。这种封闭、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湘人刻苦耐劳、强悍健行、沉毅务实和坚韧不拔的个性。这种性格在外患内忧、激烈动荡的近代社会,有利于造就扎硬寨、打死仗的军队和身先士卒的将领。然而,湖南的地理位置很早就形成了,湘人淳朴敦厚、强悍刚烈的禀性也自古有之,在湖南境内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哪为什么以前没有取得较大的成功,而与人智云集无缘呢?

  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成因,人们着墨最多的恐怕是湖南经世致用、践履笃实的学风传递。不错,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崇尚实学的王夫之,对近代湖湘人才有深刻的影响,岳麓书院也是名副其实的培养人的摇篮。可是,南宋至19世纪又跨越了数百年,为什么务实的学风在中间没有发生较好的效应? 船山学说在道光前的百年间又为何寂寞无闻? 千年学府累积的人才,也远远不及晚清百年间的人才之和呢?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仅从乡俗民气、士习文风去阐述近代湖南人才迸发的现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尚有外患内忧的时代背景(这不是湖南所特有的);湖南人走出湖南;新旧文化或南北思想的交汇处;移民素质较高;精英人物的人格及凝聚力等论点。但这些已不是主要因素,限于篇幅,讨论不再展开。

  显然,上述几点都不是近代湖湘人才鼎盛的最直接的原因。那么,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如同陶用舒教授提出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形成的标志,一是要相对于湖南古代,人才有大幅度增加,二是在同时期已超越了全国的平均数。我们认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最直接的因素,从纵向看,它是湖南古代所没有的;从横向比较,其恰恰是明清特别是近代人才发达地区所共有的。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个因素的条件,这个条件才是最直接的因素。如前所述,清后期湖南科举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长沙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这在湖南历史上是没有的,而科举发达则是明清乃至近代全国性人才重心形成所共有的“硬件”。再从现代人学的角度看,人才毕竟是教育的结晶,这是无人怀疑的。基于此,笔者认为,晚清长沙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最直接的因素。而这点,即教育对人才群体产生起决定作用的历史经验,教育的功能非积代累世之功难以发挥的规律,对当今湖南社会发展的启示也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近代湖湘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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